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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自己在外面上班住外面後才知道，一個月家裡的消耗、開銷這麼的大
電費、水費就不用說了，早餐、午餐、晚餐也是都要花錢，其它最多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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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祥保：中國電影發展需要兼顧產業和藝術
原標題：倪祥保：中國電影發展需要兼顧產業和藝術
倪祥保教授研究電影，始於1985年的一次觀影。他至今記得，那時他留校工作沒幾年，蘇州大學組織教師和員工看《黃土地》，電影沒放映完一大半人就走瞭。留下來的人也在嘀咕，這個電影不好看。這部後來被認為標志著第五代導演崛起的作品，使倪祥保很受震撼，但是它在大學裡都無法被接受，這給倪祥保帶來瞭關於電影的思考。於是他開始寫電影評論，在《蘇州日報》開專欄。上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一度興盛。倪祥保接受電影公司的邀請，常常參加觀影和影評活動。1986年底蘇大開辟第二課堂，有人來找他開電影課，於是倪祥保成為蘇州大學歷史上第一個開電影課的老師。
為瞭把課上好，他開始系統地研究電影。直到2010年，倪祥保一直從事著行政管理工作，先後在蘇大法學院、數學系、醫學院、蘇大附一院等單位擔任領導工作。為瞭把課上好，他利用業餘時間研究電影，從上世紀80年代起，關註著電影的繁榮、低迷、復興，以及近年的產業化和市場化。2010年，他才如願以償，成為一位全職的老師，實現瞭考大學時候的願望。他笑言，考大學的時候，他所有的志願都是師范，他喜歡當老師。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成立電影專業碩士點時，他成為電影專業的導師。2010年之後，倪祥保主要研究紀錄片，同時始終關註著中國電影。
近年來，電影市場一派繁榮景象，我們身邊的影院越來越多，看電影成為都市生活的時尚——這在十年前，還是不可想象的。倪祥保教授卻表示瞭他的擔憂：中國每年生產600部左右的電影，能夠進電影院的不過100多部；蘇州今年票房總量增幅達到40%左右，但對單個影院來說卻有不小的降幅；國產影片文化藝術審美水平不理想，平均觀影人次和觀眾素養提升也相對乏力。倪祥保說，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不管是“互聯網+”，還是大數據和“IP”，也許都難以使中國電影創作和觀眾水平更上層樓，還有可能導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勢頭明顯減弱，甚至難以為繼。
現在的電影就像麻辣的菜，不是靠食材本身，而是拼命加作料
蘇周刊：很多人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中國電影曾經一度繁榮過，這也是您開始研究電影的時候，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倪祥保：當時電視沒這麼普及，電視劇也沒這麼多，中國人藝術消費的主要樣式還是電影，那時候電影院的生意非常好。當時我拿到觀影證，可以去蘇州所有的電影院看電影，有座位就可以坐，但是有的時候沒座位。當時盡管影廳很大，但是基本是滿的，而且以國產電影為主，這跟“文革”後的環境有關，“文革”時電影幾乎凋零瞭，“文革”後新電影一下子湧現出來，加上其他的藝術樣式沒有現在這麼豐富，當時觀看電影的人的年齡階段比較寬，不像現在基本是年輕人。
蘇周刊：當時的影片和現在有些什麼不一樣？
倪祥保：我上課的時候給學生放《城南舊事》《邊城》這樣的電影，學生發現，這些電影很好，它們人物很簡單，故事也不復雜。現在的電影就像麻辣的菜，不是靠食材本身，而是拼命加作料，觀眾吃慣瞭麻辣，口味越來越重，味蕾變得麻木瞭。而越是不好的食材，越是需要加作料，重口味可以掩蓋壞食材。像《城南舊事》《邊城》這樣的老電影，沒有緊張的懸念，沒有曲折的故事，卻能讓人看得下去，幾乎沒有笑點，也沒有尿點。現在的電影，是靠連續不斷的笑點來減少尿點，境界不高。而過去那種電影在中國應該有一定的分量，也應該有相應的觀眾。
蘇周刊：上世紀80年代的優秀電影放在現在看，仍然是非常好的？
倪祥保：包括吳天明拍的《人生》《老井》這樣的電影，這些藝術傢對生活有深刻的瞭解，並且傾註瞭深厚的人文情懷，所以其中的情感能打動人。
蘇周刊：到瞭上世紀90年代電影陷入瞭低迷，大傢很少進電影院看電影瞭，這是怎麼回事？
倪祥保：是的，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電影陷入瞭低迷。一方面，電視普及瞭，電視劇豐富起來，上世紀90年代《渴望》《編輯部的故事》一下子紅遍全國，電視這樣的藝術消費比較方便，容易養成消費的惰性。另一個原因是，中國電影在改革開放之後沒有取得預期的很大的進步和比較好的成功，一開始湧現瞭比較多的好電影，但是水平提升得不是很快，這時候國外的電影進來瞭，電影觀眾開始出現年輕化的趨勢。年輕人更容易接受異域的文化樣式。這時候出現過中國電影和外國電影的相持階段，像張藝謀、馮小剛等導演的電影，當時我們叫“以小搏大”，他們的小成本制作，由於非常符合國情，制作水平也可以，不少人覺得本土電影還不錯，票房上還能挺住。21世紀張藝謀開始轉型。直到2000年，張藝謀還拍瞭《我的父親母親》這樣比較傳統的、溫情的、田園牧歌式的電影，這樣的電影有價值，但是電影觀眾在變化，年輕人的審美有變化，為瞭適應觀眾，很多導演，要麼就像馮小剛，搞賀歲片，走喜劇路子，要麼就像張藝謀，拍大片。後來陳凱歌等導演都在探索這樣的道路，這讓中國電影的樣式豐富瞭，但是要以這種方式對抗好萊塢，其實很困難。
經濟是個硬指標，但是隻看票房是有問題的
蘇周刊：中國電影在試圖模仿好萊塢？
倪祥保：其實有部分電影創作就是在以好萊塢的方式對抗好萊塢。你賣座我就照你學，但是人傢也在進步，而且人傢的積累非常深厚，一下子學不到傢的，現在雖然像《捉妖記》這樣電影，創作手法非常好萊塢，也非常成功，作為一個商業電影是合格的，但是中國的電影要靠這個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還是有問題的。用好萊塢的方式對抗好萊塢，在商業上會有一定的戰績，但是電影畢竟也是文化藝術產品，光有商業上的成功，文化上如果十分蒼白的話，對一個大國來講，那一定是有問題的。電影從來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經濟。電影在WTO談判中，是一個重要的項目。今年中國電影票房預計已經400億元，但是在WTO談判最初票房隻有9億元，美國人仍然非常重視美國電影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我想，一來是因為看到中國電影市場的巨大前景，二來是文化上的影響力也不能忽視。現在美劇、美國電影，對中國的年青一代有很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要把自己的電影做好，還是蠻重要的。光想灌輸，想制作出中國的東西，要研究如何借助電影這個樣式，內容和形式找到最佳的吻合度，這對中國電影人來說是個很重要的任務。現在的中國電影人更多的是在看經濟，經濟是個硬指標，但是隻看票房是有問題的。
蘇周刊：近年來大傢又開始進電影院看電影瞭，而且票房上升非常快，現在的電影“復興”，和當年的繁榮有些什麼不同？
倪祥保：當年的繁榮是以低票價、高上座率構成的。目前是以相對偏高的票價、相對不高的上座率，因為龐大的人群構成比較高的票房增長率。這繁榮背後是有些問題的。除瞭非常熱門的電影，大部分影廳上座都不到50%，可持續發展的空間不是很大。蘇州有大量的外來人口，但是來看電影的很少。院線不願意開到農村去，蘇州的鄉鎮影院，比如盛澤這樣的規模比較大的中心城鎮開設的影院，票房也不是太好。盛澤是江蘇省第一個農村院線，基本能有一點盈利，但票房和市區的差距還是不小的。我們的票房這幾年還會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這是和中國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速度相關的，但是增幅會下降，勢頭不會繼續那麼猛。
蘇周刊：目前的影片和上世紀80年代的相比有什麼不同？
倪祥保：很大的不同是，現在的電影大量的是粉絲電影。
蘇周刊：這是否就是戴錦華所說的“非觀眾”帶來的“非電影”？
倪祥保：基本上是。“非觀眾”是說那些進入影院的人，其實是比較缺乏觀看電影經驗的人，他們進影院看的是電影之外的東西，比如是沖著某個人去的，導演水平如何，演員演技如何，都無所謂，他看的就是“非電影”。看顏值，刷臉，藝術創作完全用科研成果、數據來得出結論，怎麼做就一定熱賣大賣，這恐怕要打個問號。美國人的電影數據化很註重故事講述內容及方式在當下社會中傳播效果的最大公約數，以及觀眾接受心理曲線的精心設計；而我們現在研究拍一個什麼題材，哪個導演一定成功，哪個演員的顏值比較好，我覺得講顏值、刷臉、靠粉絲是可以的，明星的號召力在電影文化中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現在有些粉絲過火瞭。郭敬明、韓寒來拍電影也沒什麼不可以，但他們的電影被追捧、癡迷，我認為有點問題。電影需要百花齊放，有些人需要看《小時代》這樣的，替代性地滿足一下，也沒有關系。但是這種電影太多瞭，反而變得像常青樹，這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我開電影課，就是希望能培養觀眾。接受什麼樣的文化教養，和你今後成為什麼樣的人還是有很大關系的。看電影如果追逐的都是像這樣，看過之後什麼也不留下的東西，反映瞭人的內在素質、修養、積淀方面的問題。像戴錦華這樣的專傢發出這樣憤世嫉俗的聲音，不是沒有道理的。
蘇周刊：在2015年的電影票房排行榜上，除瞭美國大片，目前排在前面的清一色都是喜劇片，像《捉妖記》《夏洛特煩惱》《港囧》《煎餅俠》，您怎麼看？
倪祥保：中國電影為瞭在商業上成功，要麼搞大制作，要麼拍喜劇片。大量的更多的是喜劇片，因為相對成本較低，過去有馮小剛的示范效應，從《甲方乙方》開始，馮小剛的喜劇電影從來沒有失手過，這說明喜劇電影市場很大。電影消費是大眾娛樂消費，進電影院就是想快活一下，這沒有問題；但中國電影受歡迎的隻有喜劇，而且這些喜劇片形式大於內容，其中能夠讓人領悟的東西太少，這是有問題的。《人再囧途之泰囧》當年票房也相當高，但國際上很多專傢認為，這哪裡是喜劇，無非是肢體誇張的表演，喜劇應該有引人深思的內在的東西，比如卓別林的喜劇。在美國近年來推出的最佳電影排行榜和最佳劇本排行榜中，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淘金記》《城市之光》始終名列其中。這種有深刻人文關懷的喜劇，才是真正好的喜劇。我們現在的喜劇，最多加一點溫情，還是很淺，給人的感受隻是表面上的好笑，小品化。現在觀眾比較淺，滿足於這個層面，對深度的審美愉悅並不關註。好萊塢電影也並不是都很有內涵，但是在大量商業電影成功的同時，一定會有一些藝術上、文化內涵上都比較好的電影，讓人能夠感覺到，甚至在電影史上可以被書寫。中國電影近年來經濟上的成功是可觀的，但是藝術上、文化內涵上乏善可陳。
蘇周刊推薦：這是不是由中國觀眾決定的？
倪祥保：這是個互動的過程，現在強調互聯網+，強調IP，強調觀眾是上帝，不少投資人就在研究觀眾，迎合觀眾。你喜歡我就不斷地給你，你更加喜歡，如此循環，效果好不起來。這應該有個度，特別是已經賺瞭很多錢的人，不能還是隻想賺錢。
設立藝術影院，不要讓觀眾眼裡隻有視覺刺激
蘇周刊：今年上映的中國電影，您關註過哪些？有沒有您認為比較好的？
倪祥保：特別好的不多。賈樟柯的《山河故人》我比較欣賞。賈樟柯立足故鄉，關註平民生活，賈樟柯電影作為一種電影類型是有價值的，不僅是因為他在國際上得到認可，而且是因為他的電影讓中國人清醒地看到一個現實的中國，也讓世界從不同角度看到一個更加完整的真實中國。本來我們有點期待的片子像《狼圖騰》，能夠培育狼成為很好的演員，這方面無疑是不容易的，但是整個故事看來，沒有期待中那麼好。《智取威虎山》也是獲獎電影，還是離想象的有差距。紅色經典雖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原作來，但是可以拍得很扣人心弦，完全可以在剿匪的艱難驚險、制造緊張的懸念上下功夫，未必要用飛機、肩扛的火箭炮這些東西來制造視覺效果。因為導演可能比較擅長視覺沖擊的表現，而真正靠故事內容表現出張力，是欠缺的。就像我前面講的，喜劇往往是靠誇張的動作，而不是靠真正的幽默，靠內涵，沒有真正很有戲的感覺。
有一部小成本電影《血迷宮》，雖然主題立意一般，但是敘事手法比較成功。故事本身並不新奇，也沒有用名演員，但是在講述中不斷地有包袱，一環扣一環，整個情節的展示不斷地吊起觀眾的胃口。中國電影在敘事技巧上做得這麼好的不多見。假如故事很好，又有很好的文化內涵的話，才是可以去競爭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
蘇周刊：中國電影有種奇怪的現象，有時候票房和電影的質量差距很大？
倪祥保：是的，有時候票房和電影的質量完全背離。說得寬容點，這是電影發展階段可以理解的現象。但是經過一個階段應該有所改變，如果一直有這樣的情況，一部票房很好的電影，藝術上文化內涵上都很差，這不是電影界的光彩，也不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狀態。因為電影的市場化，電影首先是一個商業產品，藝術傢評論傢是無法左右的，中國電影的未來，取決於觀眾的改變和在電影創作領域真正有影響力的人的責任感。
蘇周刊：有些藝術性比較強的片子，往往很快就下線瞭。
倪祥保：是的，我們應該想些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培養觀眾。比如政府投入資金，至少在大中城市設立藝術影院。無論是以藝術院線的方式，還是以藝術沙龍的方式。藝術院線票房不會好，但是應該扶持。這是一種導向，隻要它在，就是一種旗幟，一種標桿，對社會有潛在的影響。政府無法左右電影市場，但是可以起一點引領作用，可以用電影基金來扶持藝術電影，對中國電影的提升，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像蘇州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人口也足夠多，受過大學本科以上教育的人比例也很高，搞個藝術院線是完全可以的。搞一個影廳，150個左右的座位就可以，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可以支持新的藝術電影，也可以放經典的老電影，總之，可以放一點讓人能靜下心來的電影，不要讓觀眾眼裡隻有視覺刺激。
蘇周刊：藝術和商業可以完美結合嗎？中國電影中有沒有這樣例子？
倪祥保：應該可以，中國電影中，《漁光曲》《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票房在當時都是天價，李小龍電影和《少林寺》那樣的武俠片，謝晉的《天雲山傳奇》《芙蓉鎮》，吳天明的《人生》，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和張藝謀、馮小剛的部分電影，也都在藝術和商業上做到瞭比較好的兼顧。
蘇周刊：近年的中國電影中有沒有商業和藝術結合得比較好的例子？
倪祥保：很難找到，這也是中國學界對當下的中國電影不太滿意的地方。我們接受大部分電影是商業電影，都是文化消費品，但是不能接受在十來年內沒有以後值得書寫的東西。電影現在很依賴高科技，這沒錯。但是從藝術的角度來講，電影是個詩化的藝術樣式，無人能夠否認，中國的詩歌藝術曾經高度發達，中國古典詩歌非常言簡意賅，情和景組合在一起，有非常好的效果，這是很電影化的，中國藝術傳統是具有拍好電影的基礎的，這也是為什麼在科技並不發達的情況下，以前的中國電影還是不錯的。西方國傢評論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電影，在當時世界上毫不遜色。後來電影技術發達之後，中國電影首先在形式上落後瞭。很多人看到《阿凡達》驚呆瞭，但是《阿凡達》畢竟沒有獲得大獎，電影界對技術派的態度還是有所保留的。技術不是決定性的，藝術創造才是決定性的。比如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日本電影《入殮師》，這樣的電影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拍都不想拍，根據IP，這是個會斃掉100次的題材。日本電影將平常的生活故事娓娓道來，講得富於情韻，是能讓人靜下心來，慢慢品味生活，反思生活的。
電影帶來的利益，經濟上是個小數字，
但是文化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
蘇周刊：您認為中國電影應該如何發展？您曾經在文章中提出瞭“中片”的概念，這是您第一個提出來的嗎？中片是個什麼樣的概念？
倪祥保：中片這個概念是我第一個提出的，是指中等規模資金投入和質量不錯的影片。和我不約而同的是陳可辛導演，他在幾個月後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也提到這個概念。我提出中片，是從韓國電影、日本電影和伊朗電影中得到啟示，日超值本電影基本上沒什麼大制作，但始終保持本土票房50%以上，這和中國不一樣，它對好萊塢電影是沒有限額的。中國如果沒有限額，本土票房不要說50%，30%都不一定守得住。中國電影把本土票房守住，在不受政策影響的情況下能保持50%以上票房，光靠幾部大片似乎不行，依靠“微電影”更無從說起，所以要確立“中片”觀念。中片應該符合這麼幾個要求：第一，影片拍攝資金投入屬於該國傢地區的中等規模；第二，影片故事和拍攝制作水平均達到比較公認的優秀或優良；第三，影片上映後大部分觀眾和專傢反響較好並具有較好的票房收益。比如《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北京遇見西雅圖》都應該屬於中片。發展中國電影產業，應該大力提倡拍攝故事主題較好、投入成本中等、藝術制作精良的電影“中片”。
蘇周刊：您還曾經提出，華語電影之於中國，要像好萊塢電影之於美國，這是說中國電影還應該走出去？如何才能走出去？
倪祥保：中國電影發展在關註產業本身的同時，應該關註電影作為藝術應有的文化使命與傳播效果。如果中國電影藝術創作無法幫助中國電影比較好地走向世界，那麼，即使中國電影票房世界第一瞭，那也肯定難以較好地影響世界。中國電影首先要守護好中華民族的文化版圖，然後更好地走向世界並逐步影響世界。不能隻為眼前那些其實質量並不很高的票房收益而忘乎所以。目前電影的全球化幾乎等同於好萊塢化，這與美國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和它的文化影響力是相稱的。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崛起的大國，我們希望在文化上也能影響世界。影響世界的文化應該是多元的，不能隻有一種聲音。中國應有這種擔當，在民族復興的時候，我們光靠GDP總量排在前面，是沒多少影響力的。中國電影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道路還很漫長，我們要有這樣的目標。怎樣才能走出去？在產業和藝術上兼顧是必須的。好萊塢大片在商業因素之外，通常都有一些文化蘊涵，對人有正面的啟示教育，結合得比較自然。我們的中國電影必須要朝這個方面努力。這也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的表現。電影帶來的利益，經濟上是個小數字，但文化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
人物簡介
倪祥保，常熟人，1982年1月畢業於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中文系，現為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州大學戲劇與影視學科帶頭人，蘇州大學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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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周刊：中國電影在試圖模仿好萊塢？
倪祥保：其實有部分電影創作就是在以好萊塢的方式對抗好萊塢。你賣座我就照你學，但是人傢也在進步，而且人傢的積累非常深厚，一下子學不到傢的，現在雖然像《捉妖記》這樣電影，創作手法非常好萊塢，也非常成功，作為一個商業電影是合格的，但是中國的電影要靠這個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還是有問題的。用好萊塢的方式對抗好萊塢，在商業上會有一定的戰績，但是電影畢竟也是文化藝術產品，光有商業上的成功，文化上如果十分蒼白的話，對一個大國來講，那一定是有問題的。電影從來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經濟。電影在WTO談判中，是一個重要的項目。今年中國電影票房預計已經400億元，但是在WTO談判最初票房隻有9億元，美國人仍然非常重視美國電影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我想，一來是因為看到中國電影市場的巨大前景，二來是文化上的影響力也不能忽視。現在美劇、美國電影，對中國的年青一代有很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要把自己的電影做好，還是蠻重要的。光想灌輸，想制作出中國的東西，要研究如何借助電影這個樣式，內容和形式找到最佳的吻合度，這對中國電影人來說是個很重要的任務。現在的中國電影人更多的是在看經濟，經濟是個硬指標，但是隻看票房是有問題的。
蘇周刊：近年來大傢又開始進電影院看電影瞭，而且票房上升非常快，現在的電影“復興”，和當年的繁榮有些什麼不同？
倪祥保：當年的繁榮是以低票價、高上座率構成的。目前是以相對偏高的票價、相對不高的上座率，因為龐大的人群構成比較高的票房增長率。這繁榮背後是有些問題的。除瞭非常熱門的電影，大部分影廳上座都不到50%，可持續發展的空間不是很大。蘇州有大量的外來人口，但是來看電影的很少。院線不願意開到農村去，蘇州的鄉鎮影院，比如盛澤這樣的規模比較大的中心城鎮開設的影院，票房也不是太好。盛澤是江蘇省第一個農村院線，基本能有一點盈利，但票房和市區的差距還是不小的。我們的票房這幾年還會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這是和中國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速度相關的，但是增幅會下降，勢頭不會繼續那麼猛。
蘇周刊：目前的影片和上世紀80年代的相比有什麼不同？
倪祥保：很大的不同是，現在的電影大量的是粉絲電影。
蘇周刊：這是否就是戴錦華所說的“非觀眾”帶來的“非電影”？
倪祥保：基本上是。“非觀眾”是說那些進入影院的人，其實是比較缺乏觀看電影經驗的人，他們進影院看的是電影之外的東西，比如是沖著某個人去的，導演水平如何，演員演技如何，都無所謂，他看的就是“非電影”。看顏值，刷臉，藝術創作完全用科研成果、數據來得出結論，怎麼做就一定熱賣大賣，這恐怕要打個問號。美國人的電影數據化很註重故事講述內容及方式在當下社會中傳播效果的最大公約數，以及觀眾接受心理曲線的精心設計；而我們現在研究拍一個什麼題材，哪個導演一定成功，哪個演員的顏值比較好，我覺得講顏值、刷臉、靠粉絲是可以的，明星的號召力在電影文化中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現在有些粉絲過火瞭。郭敬明、韓寒來拍電影也沒什麼不可以，但他們的電影被追捧、癡迷，我認為有點問題。電影需要百花齊放，有些人需要看《小時代》這樣的，替代性地滿足一下，也沒有關系。但是這種電影太多瞭，反而變得像常青樹，這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我開電影課，就是希望能培養觀眾。接受什麼樣的文化教養，和你今後成為什麼樣的人還是有很大關系的。看電影如果追逐的都是像這樣，看過之後什麼也不留下的東西，反映瞭人的內在素質、修養、積淀方面的問題。像戴錦華這樣的專傢發出這樣憤世嫉俗的聲音，不是沒有道理的。
蘇周刊：在2015年的電影票房排行榜上，除瞭美國大片，目前排在前面的清一色都是喜劇片，像《捉妖記》《夏洛特煩惱》《港囧》《煎餅俠》，您怎麼看？
倪祥保：中國電影為瞭在商業上成功，要麼搞大制作，要麼拍喜劇片。大量的更多的是喜劇片，因為相對成本較低，過去有馮小剛的示范效應，從《甲方乙方》開始，馮小剛的喜劇電影從來沒有失手過，這說明喜劇電影市場很大。電影消費是大眾娛樂消費，進電影院就是想快活一下，這沒有問題；但中國電影受歡迎的隻有喜劇，而且這些喜劇片形式大於內容，其中能夠讓人領悟的東西太少，這是有問題的。《人再囧途之泰囧》當年票房也相當高，但國際上很多專傢認為，這哪裡是喜劇，無非是肢體誇張的表演，喜劇應該有引人深思的內在的東西，比如卓別林的喜劇。在美國近年來推出的最佳電影排行榜和最佳劇本排行榜中，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淘金記》《城市之光》始終名列其中。這種有深刻人文關懷的喜劇，才是真正好的喜劇。我們現在的喜劇，最多加一點溫情，還是很淺，給人的感受隻是表面上的好笑，小品化。現在觀眾比較淺，滿足於這個層面，對深度的審美愉悅並不關註。好萊塢電影也並不是都很有內涵，但是在大量商業電影成功的同時，一定會有一些藝術上、文化內涵上都比較好的電影，讓人能夠感覺到，甚至在電影史上可以被書寫。中國電影近年來經濟上的成功是可觀的，但是藝術上、文化內涵上乏善可陳。
蘇周刊推薦：這是不是由中國觀眾決定的？
倪祥保：這是個互動的過程，現在強調互聯網+，強調IP，強調觀眾是上帝，不少投資人就在研究觀眾，迎合觀眾。你喜歡我就不斷地給你，你更加喜歡，如此循環，效果好不起來。這應該有個度，特別是已經賺瞭很多錢的人，不能還是隻想賺錢。
設立藝術影院，不要讓觀眾眼裡隻有視覺刺激
蘇周刊：今年上映的中國電影，您關註過哪些？有沒有您認為比較好的？
倪祥保：特別好的不多。賈樟柯的《山河故人》我比較欣賞。賈樟柯立足故鄉，關註平民生活，賈樟柯電影作為一種電影類型是有價值的，不僅是因為他在國際上得到認可，而且是因為他的電影讓中國人清醒地看到一個現實的中國，也讓世界從不同角度看到一個更加完整的真實中國。本來我們有點期待的片子像《狼圖騰》，能夠培育狼成為很好的演員，這方面無疑是不容易的，但是整個故事看來，沒有期待中那麼好。《智取威虎山》也是獲獎電影，還是離想象的有差距。紅色經典雖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原作來，但是可以拍得很扣人心弦，完全可以在剿匪的艱難驚險、制造緊張的懸念上下功夫，未必要用飛機、肩扛的火箭炮這些東西來制造視覺效果。因為導演可能比較擅長視覺沖擊的表現，而真正靠故事內容表現出張力，是欠缺的。就像我前面講的，喜劇往往是靠誇張的動作，而不是靠真正的幽默，靠內涵，沒有真正很有戲的感覺。
有一部小成本電影《血迷宮》，雖然主題立意一般，但是敘事手法比較成功。故事本身並不新奇，也沒有用名演員，但是在講述中不斷地有包袱，一環扣一環，整個情節的展示不斷地吊起觀眾的胃口。中國電影在敘事技巧上做得這麼好的不多見。假如故事很好，又有很好的文化內涵的話，才是可以去競爭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
蘇周刊：中國電影有種奇怪的現象，有時候票房和電影的質量差距很大？
倪祥保：是的，有時候票房和電影的質量完全背離。說得寬容點，這是電影發展階段可以理解的現象。但是經過一個階段應該有所改變，如果一直有這樣的情況，一部票房很好的電影，藝術上文化內涵上都很差，這不是電影界的光彩，也不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狀態。因為電影的市場化，電影首先是一個商業產品，藝術傢評論傢是無法左右的，中國電影的未來，取決於觀眾的改變和在電影創作領域真正有影響力的人的責任感。
蘇周刊：有些藝術性比較強的片子，往往很快就下線瞭。
倪祥保：是的，我們應該想些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培養觀眾。比如政府投入資金，至少在大中城市設立藝術影院。無論是以藝術院線的方式，還是以藝術沙龍的方式。藝術院線票房不會好，但是應該扶持。這是一種導向，隻要它在，就是一種旗幟，一種標桿，對社會有潛在的影響。政府無法左右電影市場，但是可以起一點引領作用，可以用電影基金來扶持藝術電影，對中國電影的提升，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像蘇州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人口也足夠多，受過大學本科以上教育的人比例也很高，搞個藝術院線是完全可以的。搞一個影廳，150個左右的座位就可以，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可以支持新的藝術電影，也可以放經典的老電影，總之，可以放一點讓人能靜下心來的電影，不要讓觀眾眼裡隻有視覺刺激。
蘇周刊：藝術和商業可以完美結合嗎？中國電影中有沒有這樣例子？
倪祥保：應該可以，中國電影中，《漁光曲》《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票房在當時都是天價，李小龍電影和《少林寺》那樣的武俠片，謝晉的《天雲山傳奇》《芙蓉鎮》，吳天明的《人生》，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和張藝謀、馮小剛的部分電影，也都在藝術和商業上做到瞭比較好的兼顧。
蘇周刊：近年的中國電影中有沒有商業和藝術結合得比較好的例子？
倪祥保：很難找到，這也是中國學界對當下的中國電影不太滿意的地方。我們接受大部分電影是商業電影，都是文化消費品，但是不能接受在十來年內沒有以後值得書寫的東西。電影現在很依賴高科技，這沒錯。但是從藝術的角度來講，電影是個詩化的藝術樣式，無人能夠否認，中國的詩歌藝術曾經高度發達，中國古典詩歌非常言簡意賅，情和景組合在一起，有非常好的效果，這是很電影化的，中國藝術傳統是具有拍好電影的基礎的，這也是為什麼在科技並不發達的情況下，以前的中國電影還是不錯的。西方國傢評論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電影，在當時世界上毫不遜色。後來電影技術發達之後，中國電影首先在形式上落後瞭。很多人看到《阿凡達》驚呆瞭，但是《阿凡達》畢竟沒有獲得大獎，電影界對技術派的態度還是有所保留的。技術不是決定性的，藝術創造才是決定性的。比如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日本電影《入殮師》，這樣的電影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拍都不想拍，根據IP，這是個會斃掉100次的題材。日本電影將平常的生活故事娓娓道來，講得富於情韻，是能讓人靜下心來，慢慢品味生活，反思生活的。
電影帶來的利益，經濟上是個小數字，
但是文化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
蘇周刊：您認為中國電影應該如何發展？您曾經在文章中提出瞭“中片”的概念，這是您第一個提出來的嗎？中片是個什麼樣的概念？
倪祥保：中片這個概念是我第一個提出的，是指中等規模資金投入和質量不錯的影片。和我不約而同的是陳可辛導演，他在幾個月後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也提到這個概念。我提出中片，是從韓國電影、日本電影和伊朗電影中得到啟示，日超值本電影基本上沒什麼大制作，但始終保持本土票房50%以上，這和中國不一樣，它對好萊塢電影是沒有限額的。中國如果沒有限額，本土票房不要說50%，30%都不一定守得住。中國電影把本土票房守住，在不受政策影響的情況下能保持50%以上票房，光靠幾部大片似乎不行，依靠“微電影”更無從說起，所以要確立“中片”觀念。中片應該符合這麼幾個要求：第一，影片拍攝資金投入屬於該國傢地區的中等規模；第二，影片故事和拍攝制作水平均達到比較公認的優秀或優良；第三，影片上映後大部分觀眾和專傢反響較好並具有較好的票房收益。比如《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北京遇見西雅圖》都應該屬於中片。發展中國電影產業，應該大力提倡拍攝故事主題較好、投入成本中等、藝術制作精良的電影“中片”。
蘇周刊：您還曾經提出，華語電影之於中國，要像好萊塢電影之於美國，這是說中國電影還應該走出去？如何才能走出去？
倪祥保：中國電影發展在關註產業本身的同時，應該關註電影作為藝術應有的文化使命與傳播效果。如果中國電影藝術創作無法幫助中國電影比較好地走向世界，那麼，即使中國電影票房世界第一瞭，那也肯定難以較好地影響世界。中國電影首先要守護好中華民族的文化版圖，然後更好地走向世界並逐步影響世界。不能隻為眼前那些其實質量並不很高的票房收益而忘乎所以。目前電影的全球化幾乎等同於好萊塢化，這與美國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和它的文化影響力是相稱的。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崛起的大國，我們希望在文化上也能影響世界。影響世界的文化應該是多元的，不能隻有一種聲音。中國應有這種擔當，在民族復興的時候，我們光靠GDP總量排在前面，是沒多少影響力的。中國電影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道路還很漫長，我們要有這樣的目標。怎樣才能走出去？在產業和藝術上兼顧是必須的。好萊塢大片在商業因素之外，通常都有一些文化蘊涵，對人有正面的啟示教育，結合得比較自然。我們的中國電影必須要朝這個方面努力。這也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的表現。電影帶來的利益，經濟上是個小數字，但文化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
人物簡介
倪祥保，常熟人，1982年1月畢業於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中文系，現為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州大學戲劇與影視學科帶頭人，蘇州大學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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